七项政策调整建议在不损害市场效率的前提下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

这当中，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成为当前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人们也纷纷用G2来描述这一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开行通过发行金融债券，高效率地筹集集中大额长期资金，投向国家急需发展的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避免了一般商业金融短借长贷的期限错配风险。

中国在金融危机中显示出了强大的抵御能力，经济总体回升向好，但回升的基础不牢固，国内经济运行中的新老矛盾相互交织，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在两基一支方面，开行 80%以上的贷款投向煤电油运、农林水、通讯和公共基础设施等领域，60%的贷款投向中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先后支持了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等一大批国家重大项目，以及国家重点区域发展、重点产业调整振兴等。日本经济在出口拉动和城市化升级的带动下，自1960年起经历了 30年的快速发展期。（三）国际金融格局将从美元垄断向多种主要货币相互制衡演变。首先是建设阶段，这是发展的初级阶段，特征是基础设施建设任务艰巨，建设拉动产业和消费。

先是在美国的压力下通过广场协议使日元升值。今年二季度末，开行外汇贷款余额达到1142亿美元，成为我国最大的对外投融资合作银行。我国目前推行的大国企国际化战略所付出高昂代价也注定了这种国际化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国企如果不具备核心竞争力，不能在技术创新上领先，就无法突破西方发达国家歧视性的政策壁垒，只能接受被国际化的命运，成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布局中的棋子。

神华、国华能源、中石油、东方电气集团、中海油、大唐电力、华润电力、中国移动、中石化等相继不断卷入在海外企业行贿丑闻。国企大而不能倒注定了国企可以随时通过各种形式透支政府的信用，借助垄断和特权维持其利润增长，通过对消费者的巧取豪夺来创造业绩，维持其资本市场的信用。而且，更令人担忧的是，对于国企经济集中或无节制扩张却无任何法律手段的控制。刚刚挂牌上市的农业银行就是最好的例证。

而就是这样劣迹斑斑的国企，国家却不得不在金融危机期间动用几十亿元巨款对其进行救助。这些集团业务结构与公司结构日趋复杂,经济权力和影响力也愈益强大，不仅如此，这些超大型国企集团不仅在主业上向上下游、相关产业进行扩张、延伸，而且对非主业领域也进行大规模地扩张。

首先是企业内部控制体系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大国企海外子公司频繁出事，如中信泰富，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因过度冒险陷入倒闭。目前虽然有不少大国企成为世界500强，但这些大国企依然面临大而不能强的困境。如中信集团目前已经成为涵盖金融服务业和非金融服务业的超大型集团，其金融业包括商业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产管理、基金、金融租赁所有门类，非金融业务包括房地产、工程承包、资源与能源业务、制造业、信息产业、商贸与服务业等。由于片面强调国有经济对某些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地位、国有经济影响力和控制力，我国许多行业和领域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公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严重失衡，这不仅阻碍了垄断行业的改革，而且也严重挤压了国有资本重组和国有经济战略布局与结构调整的空间，导致国企大而不能退。

我国2007年《反垄断法》给予了国有经济集中反垄断审查豁免。自十五大提出要对国有经济战略布局与结构调整改革以来，垄断行业改革与国有经济战略布局与结构调整并不协调，在垄断行业改革滞后的情况下，国有经济战略布局与结构调整就变成了单纯的做加法，即加强国有经济在优势行业集中。而另外一个隐忧就是，大国企巨大财力和经济影响力目前已经达到了与任何一方 诸侯（省、直辖市）称兄道弟，甚至让其俯首称臣的地步，而地方诸侯为了追求GDP政绩工程，对大国企是极尽讨好和欢欣之能事，以便能够获得财大气粗大国企大手笔的投资。集中度的提高造就了越来越多超大型的国企集团。

由于跨国公司对核心技术的垄断，合资企业不但没有能够实现以市场换技术的目的，但其潜在危害却是毁灭性的：一是大国企 自废武功，完全放弃了自主研发，走上了技术引进依赖的道路，在技术研发上的惰性更加严重。随着国有经济集中度越来越高，国企规模越来越大，国企财力、行业支配力和整个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大，其制造风险能力越来越难以控制和收拾。

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不但通过合资分享国企垄断红利，而且还利用国企股份制改革和上市全面对国有经济领域进行渗透。为支持这些企业海外上市，并维持其信用，我国付出了牺牲垄断行业改革、消费者福利和政府承担无限责任的高昂代价。

因此，如果不能在垄断行业改革和监管改善上取得实质进展，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其可能造成乱象和危害将是十分深远和可怕的。审计报告显示，农行存在违规经营、内部控制不到位和风险管理存在薄弱环节等问题。二是跨国公司借助与大国企的合资不仅享受了外资的超国民待遇，而且也借助大国企的垄断地位和特权（包括市场准入方面、反垄断豁免、政府采购等）垄断了有关行业和市场，严重阻碍了民间资本的进入。在垄断行业改革滞后、监管薄弱的情况下，垄断行业无节制的扩张只能进一步增加垄断行业改革的难度，使垄断行业监管变得更加困难，并可能导致垄断滥用进一步向其他竞争性行业延伸。做强要求国企在技术创新上发挥先导作用，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力量。而这种新的政企恋实际上是另外一种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地方政府针对大国企招商引资特殊优惠政策相比地方政府给予跨国公司各种优惠政策大礼包而言，完全不受节制(地方政府拱手奉送给大国企的各种政策优惠和特权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政治敏感问题的困扰），这必然进一步扭曲市场竞争，加剧垄断国企垄断地位，产生新的权钱交易

然而，改革的特性就在于不断变革，甚至变革改革本身。不强拆，如何保证大拆大建乃至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不强拆，如何兑现对于客商的大规模征地承诺？不强拆，又如何体现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改革进取精神？ 社会财富因强拆获得巨大增长，也在此进程中演绎着周而复始的大转移，以至于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进入专题： 拆迁条例 。我们应该形成这样的共识：作为改革在社会分配制度领域的新举措，新拆迁条例等相关法规限制强拆，不是倒退而是进步。

最初，改革集中于产业领域，因而出现国企职工大规模下岗，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城市平民长期暴露于看病难、上学难和买房难的实质困境。这更需要我们重新诊脉强拆病。

非独如此，对于土地之上矿藏资源的无节制采掘，对于环境污染的习惯性漠视，亦是症状之种种。在多年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习惯于以强拆思维推动发展，已经患上了强拆病。效率优先固然重要，兼顾公平却不可轻忽，这理应在分配领域给予高度重视。如今要强制地方政府戒断，必然会引起反弹。

杀死新拆迁条例的元凶，正是一些地方难以救治的强拆病。鉴于此，新拆迁条例就必须给强拆上绑而不是松绑。

我们以为，这正是强拆成其为病的实质。很大程度上，先富并没有带动后富。

从这个意义上说，强拆有其历史渊源，并将效率优先的实质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个过程不仅直接产生GDP，而且为更多GDP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报道称，参与其事的北大法学院副院长沈岿说，明显感受到了地方政府游说的力量，如有的地方官员就曾提出，过高的拆迁补偿会提高房价。在农村，就是粮食统购统销，实行保护价收购。当土地、矿产资源、房地产开发还有证券市场的精巧腾挪，制造出一个又一个富翁时，谁还能记起改革之初关于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口号？ 效率优先是过去30多年改革的核心。这实际上是用所谓经济发展的大局绑架改革，使之于己有利，于强拆有利。

他说，在征求意见和讨论的过程中，越来越清楚它牵扯的面很大，包括怎么解决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等诸多问题。《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又称新拆迁条例），迟迟不见动静，甚至还可能胎死腹中了（详见本报7月26日报道）。

唐福珍自焚惨案的发生耐人寻味，正是因为当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牺牲了自己的土地、房屋和血汗之后，他们蓦然发现，先富者的成功根本无法复制。强拆保障了相当多的先富强制占有种种资源，普通民众则被屏蔽于外。

这种病的直接表现，是在城市大拆大建，在农村强征土地。这或许让地方政府感到手脚被缚，以至于连一贯赖以求生存、谋发展的土地财政也有了断顿之虞。